前些日子，有关“深圳46家商场联合拒绝刷卡”的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。我们在此不想评论谁是谁非，而是从信息化的角度，看待这个事件背后所暴露出的问题。

　　其实，思量再三，商场之所以拒绝刷卡消费，银联之所以迟迟不降低手续费，无非是一种利益的纠葛，是一场商场与银联的利益冲突。因为相对于现金支付的消费来说，刷卡消费增加了一道银行卡的信息化成本。那么由此产生的信息化成本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？

　　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道成本的增加，究竟是谁得利。对商场来讲，无论是现金消费还是刷卡消费，其商品的成本几乎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刷卡消费就得在收入中扣减手续费，由此一来，刷卡消费的利润率反而降低了，肯定不愿为刷卡消费买单。对银联来讲，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于刷卡消费的信息化建设中，也肯定不可能提供“免费的午餐”。这让我们不由得想到另一相关者——消费者。对消费者来讲，无论是刷卡消费还是现金支付，所付出的与所得到的都是一样的，这样看来消费者就成为利益中性者。

　　其实不然，这里存在一个风险成本的问题。因为，对于大额消费来讲，如果消费者预先从银行支取现金，再到商场进行消费，这本身就存在一种不便性和风险性。只有当这种消费成为既定的，从银行支取现金的行为才成为有效行为，否则消费者必须承担携带大额现金所带来的风险，或者承担把现金再次存入银行的不便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一种即时消费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刷卡消费能够带来安全性、便利性，消费者恰恰是刷卡消费的直接受益人；刷卡消费的信息化成本是由银联承担的，但是它通过收取手续费将成本负担转移给商场，而商场由于没有提高刷卡消费行为的商品价格，成了实际的成本承担者。信息化成本承担者与受益者的偏离，导致了利益冲突。

　　信息化成本再度引起关注，到底该如何解决？笔者建议：

　　第一，适度的信息化成本。什么是适度？就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信息化建设，强调“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”的发展。既不能因为强调信息化而大肆铺张，不计信息化成本；也不能因为信息化成本较高，而畏缩不前忽略信息化所带来的收益。信息化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强调适度的信息化成本，已经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。中国科学院李国杰院士在“2004年中国信息技术年会”上呼吁，中国信息化应走“低成本、平民化”道路。其实，“低成本、平民化”的信息化道路恰恰切合了我国国情，区域、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，决定了降低成本、缩小数字鸿沟是当务之急。因此，只有保持适度的信息化成本，才能使得信息化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发挥最大能量，从而促使社会大系统的良性发展。

　　第二，全面认识信息化成本。根据有关专家的划分，信息化成本有硬性成本与软性成本之分，其中软性成本又包括：变革成本、先动成本、风险成本、副作用成本、锁定成本、“寻租”成本和机会成本。而在实际操作中，有的人把更多的眼光聚焦在硬性成本上，对软性成本却视而不见，结果导致实际收益远远小于信息化总成本，信息化也就成为一种累赘。片面看待信息化成本，会导致成本预期很低，实际负担却很重，甚至会导致为了变相降低成本而把负担转移给他人。因此，对信息化成本的全面认识显得尤为重要。但是由于软性成本很难量化测算，这就给信息化成本的预算带来了麻烦，这也是我们今后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。

　　第三，成本、收益一并重视。投入与产出的利益之比，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。高成本的信息化投入，必须带来高收益的产出，否则信息化就只是形式而已。信息化的收益也主要是隐性的，主要是能够降低生产成本、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，并且能够降低风险、提高效率等等。而且，信息化收益也不是立竿见影的，是一种长期收益。因此，在保持适度的信息化成本时，更要有发展的眼光，看到成本投入所带来的长期收益。

　　第四，成本实际承担者必须明确。如果信息化成本的实际承担者并没有受益的话，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。笔者认为，成本实际承担者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途径来解决。信息化说到底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，而信息化法制建设将营造整个社会的公平环境。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合理解决，才可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。